野心家、政治秘書——陳伯達
在毛澤東眾多秘書當中，陳伯達是擔任秘書時間最長的一個，前后共達31年。
陳伯達1904年生，福建惠安人，原名陳尚友，早年就讀于上海勞動大學，后去蘇聯(lián)學習，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，1937年到達延安。初來延安的那些日子他的心情不是那么順暢，一直在低谷中徘徊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陳伯達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。
那是在延安一次座談會上討論孫中山思想，會上對孫中山思想的階級性發(fā)生了爭論。一種意見說，孫中山的思想屬于小資產(chǎn)階級；另一種意見認為孫中山的思想屬于民族資產(chǎn)階級，爭論頗為激烈。就在這個時候陳伯達開始展示他的本領了，由于他說話口音太重，所以他發(fā)言時盡量把語速放慢，以便讓大家都聽懂。陳伯達采用了對立的雙方加以統(tǒng)一的方法討論孫中山思想而引起毛澤東的注意，他說：“我認為，孫中山的思想有兩個兩重性——既包括小資產(chǎn)階級思想的兩重性，又包括民族資產(chǎn)階級思想的兩重性……”，毛澤東稱贊“很恰當?shù)胤治隽藢O中山思想的階級屬性問題”，會后毛澤東還專門把陳伯達留下來了解了一下他的情況，隨后毛澤東又邀他參加接待外賓的宴會。當他得知陳伯達通曉古代哲學，而他正巧也對中國古代哲學饒有興趣時，他們之間便有了共同的話題，越談越投機，竟把美國客人擱在一邊……這一天成了陳伯達一生的轉(zhuǎn)折點，從此他成為毛澤東的秘書。陳伯達成了毛澤東的秘書后，毛澤東讓他超脫于一般秘書事務，主要從事政治理論研究工作。
陳伯達號稱“理論家”、“中共一支筆”，他手中的筆一直在寫文章：民主革命時期，他寫下了《人民公敵蔣介石》、《中國四大家族》、《評〈中國之命運〉》等，解放后他又寫下了《論毛澤東思想》、《斯大林和中國革命》，參與起草了“共同綱領”、“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”、“關于農(nóng)業(yè)合作化的決議”、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“二十三條”、關于文化大革命的“十六條”等。在打敗日本帝國主義、打敗蔣介石、建設新中國的勝利大進軍中，陳伯達在毛澤東的統(tǒng)率下也曾經(jīng)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，做出過一些貢獻。
一個人的人品如何往往會通過一些具體的小事表現(xiàn)出來，陳伯達也不例外。他曾隨毛澤東出訪過蘇聯(lián)，就是在出訪莫斯科的日子里，他的那種愛出風頭、爭強好勝的鄙處暴露無疑。
那是在一次與斯大林會談的時候，毛澤東談起了蔣介石，這時斯大林忽然對著陳伯達說話了：“哦，我讀過陳伯達同志的《人民公敵蔣介石》�！标惒_本來一直坐在一旁靜靜地聽著，當他在聽到斯大林提及他的著作時非常高興，整個人馬上變得興奮起來，還未等翻譯把話說完，懂俄語的陳伯達已經(jīng)放聲笑了。
斯大林把注意力從毛澤東轉(zhuǎn)向陳伯達，斯大林甚至舉起了酒杯走到陳伯達面前：“為中國的歷史學家、哲學家陳伯達同志干杯！”陳伯達也舉起酒杯回敬道：“為全世界最杰出的歷史學家、哲學家斯大林同志干杯！”這時的陳伯達已經(jīng)忘乎所以，為自己在最高級會談尚能這么大出風頭而興高采烈，這明顯違背了基本的黨際交往規(guī)則，因此事后受到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批評。
陳伯達善于見風使舵，察言觀色，在“文革”中紅極一時，成為中共“第四號人物”，是中共九屆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，同時又是臭名昭著的“中央文化革命小組”的組長，“文革”初他曾經(jīng)是江青的親密伙伴，后來又倒向林彪，成為林彪的“軍師”，墮落成為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之一，犯下了嚴重的罪行，成為歷史的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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